我们生活在南京

后记【1 / 5】

今年三月底,也就是在本作完结前夕,笔者受南京师范大学邀请赴宁参加活动,在活动间隙最后约见了一次赵博文。

老赵总是很忙,行色匆匆,仍然是那标志性的玳瑁框眼镜和深色风衣,与往次不同的是戴了副蓝色医用外科口罩,这阵子回南天又恰逢连绵阴雨,气温低得很,他把扣子系得高高的,手里拎着把黑伞,到我面前坐下。

“哎呀哎呀真是不消停啊,这见鬼的疫情一阵一阵的。”赵博文嘴里嘟嘟囔囔,“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。”

“南京最近还好吧?”我问。

“还过得去,没上海那么严重。”赵博文在椅子上坐下,摘下口罩,随手把壶里的茶给自己满上,都是老相识了,自然不客气。

我们约见在新街口路边的餐厅,靠着门口坐,到傍晚六点时外头下起蒙蒙细雨,很快路上五颜六色的伞就撑起来了。

寒暄几句,提及白震王宁等人的近况,赵博文表示这些老梆子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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